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目 录

开篇的话

上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二、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三、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 21

四、基本历史线索：1840—1919年的中国

第一章 外国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二、政治控制

三、经济掠夺

四、文化渗透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 73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87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91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共和制蜕变为封建军阀专制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中编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

综述 天翻地覆的三十年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三、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

四、基本历史线索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二、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二、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84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第三节 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二、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二、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三、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二、从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地位

五、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二、人民政协与临时宪法——《共同纲领》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281

下编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49—   )     

综述 辉煌的历史进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和发展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跨越

四、基本历史线索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三节 走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四、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349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355

二、“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三、艰难的探索，深刻的教训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本建立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四、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转折

一、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三、为全面打开新局面创造条件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

二、改革开放的初步展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第三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二、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继续前进

简短的结语

开 篇 的 话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60多年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大学生应当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达到以下目的与要求：

一、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了解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懂得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自觉地继承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传统，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的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注意比较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不同的政治方案，懂得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给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原因；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领导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

三、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内外环境，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懂得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明确观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四、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

上编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

（1840—1919）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

　　约在五六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已经出现早期文明社会的要素，如城市、墓葬、农业和家畜饲养等。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王朝国家，早期的王朝是夏、商、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经历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尽管也历尽沧桑，却始终绵延发展、传承不绝，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学、数学、农学、药学等领域，作出过许多卓越成就。尤其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杰出科技成果。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闻名世界。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大运河等宏伟工程，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高峰迭起，美不胜收。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神秘精美的石窟雕塑，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还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以及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中华古代文明是古代中国人勤劳、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明交融、汇合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中华文明曾传播、辐射、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地区及世界其他国家，也曾不断地从世界各国文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发展自己。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出现过汉代张骞、班超通西域，唐代玄奘西行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传经，明代郑和下西洋等无数动人佳话。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艺术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和农民起义领袖。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族。

　　中华民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但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了，所以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了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主旋律。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高额的地租。大地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通过暴力手段兼并土地。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农民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收取的地租也主要用于自己享用，而不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种小农经济曾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同时又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也有规模较大的官营工商业，但它主要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奢侈和消费无度享乐的需要，并为其聚敛钱财服务的。中国封建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商人不仅没有像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市民那样成为对抗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力量，反而常常把财富转向购买土地，从事风险更小的地租剥削。而地主除对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外，也常常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封建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社会生产成果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地主奢侈消费和皇室挥霍、政府开支、军费支出等方面。农民生活贫困，没有能力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生产的积极性。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代王朝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称皇帝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以维护“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和监督。隋、唐以后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使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维护了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父权、夫权、君权。宗法制度在封建社会前、中期起过稳定和规范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其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学本是孔子倡导的民间私学，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王，明教化。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所谓“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等。这种局面通常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初期。当时的君主汲取历史的教训，政治较清明，能居安思危，轻徭薄赋，厉行改革。但是，随着政治腐败、土地兼并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状态，直至迫使农民为争取生存权利而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腐朽、黑暗的统治秩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几乎每个封建王朝都跳不出这个从初期兴起，到逐渐昌盛再到后期腐败、衰亡的“周期律”。

　　18世纪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潜伏着许多危机。至乾隆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步入下坡路；到了鸦片战争前夜，它已经衰相尽显，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16世纪至19世纪初，正当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产生、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也随之向外扩张。东西方的历史走向出现巨大的反差。

　　14世纪至15世纪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者的手工作坊主、控制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破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精神束缚，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而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更为欧洲开拓世界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推动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需要两大前提，即一方面少数人积累大量货币财富，另一方面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变成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此创造了条件。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西方殖民者掠夺美洲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财富，掠卖非洲黑人充当奴隶；欧洲国家实行国债制度、税收制度和保护制度以积累财富；等等。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至18世纪，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政治上的前提和保证。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从英国开始然后迅速推广到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欧美确立起来。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殖民主义正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强国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奴役。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服务的。

　　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航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掠夺土地、财物，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资本主义强国所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并出现瓜分世界的狂潮。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

　　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使人类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西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二、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中叶，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岛国生产的工业品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并占有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1/3，拥有世界出口总额的1/4和进口总额的1/3。为了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扩大商品市场，英国先后挫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海上霸王”，在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在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英国的对华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英国工业品遭到中国自然经济和闭关政策的顽强抵抗，销量不大，可是英国商人却需要用大量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等商品。后来，英国资产阶级以走私毒品鸦片作为改变贸易逆差的手段，强迫殖民地印度种植鸦片，再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收购、加工，然后走私到中国贩卖。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鸦片走私不仅使英国鸦片贩子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惊人的暴利，而且英印殖民政府通过征收鸦片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通过中、印、英三角贸易，英国政府通过征收进出口税，都获得了巨额收入。

　　1825年和1837年英国发生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商品滞销，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民不满。为了摆脱危机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林德赛化名胡夏米由澳门乘船北上，测探中国沿海港湾及搜集情报。1835年，他以私人信件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在华鸦片贩子、“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和“利物浦印度协会”等，都曾经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的鸦片走私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还导致银贵钱贱，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是理所当然的。清政府实行禁烟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英国针对中国禁烟，更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840年4月，国会通过对华战争的决定。同年6月，英国侵华舰队封锁了珠江海口和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被纳入了欧美资本主义的世界条约体系。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如：割占香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船舰可在中国领海航行，破坏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外国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享受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协定关税，则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等等。

　　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打开，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从一个享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的道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二）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由于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与形式。由于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称作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纱、洋布等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逐渐使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从而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一批中国官僚、买办、地主、商人开始投资兴办新式工业。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利用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三座大山”），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外国侵略的扩大，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

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不过，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晚清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出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升迁的官僚地主。他们在兼并土地和剥削农民方面，比一般地主要厉害得多。如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的将领，回乡后都大量霸占土地。民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直接用武力兼并土地。又如，由于近代城市的发展、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乡村社会的动荡，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产阶级。不过，大多数地主仍是主要依靠地租剥削生活的，一些城居地主也往往是兼营土地、高利贷和工商业。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

　　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剥削严重，生活状况极度恶化，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保守、散漫、狭隘等阶级局限性，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求得解放，更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

　　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它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如船舶修造业、出口加工业和口岸码头等。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和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它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原有手工业工场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等演变而成，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买办是半殖民地的特殊产物。他们最初是充当通商口岸外国洋行的雇员和代理人，在帮助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过程中，通过获取佣金、分红、利息等手段积累财富，并利用与外国侵略势力及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同外国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有的投资附股外国洋行，有的则投资洋务企业或协助洋务派官僚创办和经营企业，也有的直接创办和投资于民族工业。部分中国旧式商人如一些盐商、沙船主、钱庄老板、票号商人等，或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或投资于洋务企业与民族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商人，也在国内投资或回国创办经营新式企业。一些地主、官僚，也开始把从地租剥削和贪污、搜刮积累起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不同，构成比较复杂。其中有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他们是大官僚与大买办的结合，利用政治特权和与外国资本的紧密联系，在剥削劳动人民和压制、盘剥民族资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原始积累不足，大多规模小，设备落后，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不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工业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工业资本家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有的资本家同时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兼营封建剥削，或者还保留着封建官职、官衔和功名，从而集地主、官僚、企业主的身份于一身。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两面性。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依赖、妥协的一面。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者在斗争中保持中立，但是没有革命的彻底性，不可能引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三、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两对基本矛盾及其关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本上是在与中国封建主义结成同盟的条件下实现的。除了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反动政府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一般来说，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辛亥革命时期，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往往直接出兵干涉镇压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基本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以外，更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负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到1900年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①正因为如此，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中国的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地提出来的。无数的仁人志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正是为此而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近代以来，不少善良的人们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并为此作出过努力。他们的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在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无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并不能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由于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爱国者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而毅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道路。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为之献身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

四、基本历史线索：1840—1919年的中国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风云变幻的八十年，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半段和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八十年的历史大体上又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和农民战争时期。

　　1840—1842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后，先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9世纪40—7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形成。

　　1851年，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天京）。1856年，太平天国天京事变。

　　1856—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与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

　　1861年，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掌握清王朝政权。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

　　（二）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期。

　　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兴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

　　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逐步产生。

　　1871年，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伊犁地区。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中国台湾南部地区。

　　1883—1885年，法国发动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

　　1884年，新疆建省。

　　1885年，清政府决定台湾建省。

　　1888—1889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西藏战争。

　　1894年，兴中会成立。

1894—1895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军民开展反割台斗争。

　　19世纪90年代，列强加紧在中国强占租借地与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出现“瓜分危机”。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实行“百日维新”。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

　　1900—1901年，英、美、法、俄、日、德、意、奥组织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三）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的时期。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

　　1903—1904年，英国再次发动侵略中国西藏战争。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

　　1905—1907年，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改良派发起立宪运动。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四川发生保路运动。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四）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酝酿的时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帝退位。4月1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袁迁都北京。

　　同年8月，国民党成立。

　　1913年，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旋遭失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同年，日本与德国在山东进行战争，争夺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1915年，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复辟帝制。

　　同年，《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

　　同年，护国战争开始。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

　　1917年，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失败。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

　　同年11月7日，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思考题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怎样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节选）（1939年12月）

2．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节选）（1997年9月12日）

3．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节选）（1840年9月24日）

第一章 外国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 军事侵略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到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十多次，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次。

　　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他们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和平民1 700多人。有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

　　迫签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 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进行武力威胁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

　　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实际控制澳门，在明末就已经开始）。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会议草约》，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

　　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于1858年通过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青岛），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对岸的整个九龙半岛（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湛江），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它们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它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战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 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 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 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而八国联军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这种赔款，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的本性。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

　　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不少权贵大臣仍对外国侵略者抱有疑虑、恐惧乃至敌对的态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对外国侵略者持强硬态度的肃顺等大臣被清除，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奕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卖国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政府报告说：“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他们的任期长、熟悉中国情况，因而往往比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英籍海关税务司金登干充当中国政府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其后，金登干又代表清政府到里斯本与葡萄牙当局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在关于《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赫德起过重要的作用。

　　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法、英等国军舰聚集天津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20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25人。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帝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办军事工业。这些洋务派大官僚后来分别担任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及各地总督、巡抚，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实行媚外、妥协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与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利用其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九江、汉口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年至1876年这5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865年至1868年间，每年平均入超750万海关两。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更增加到3 40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有100多家。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1895年至1913年间新设立的外资大型厂矿就有130多家。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日本、德国、俄国、美国。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中国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煤矿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强迫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约4 000万至5 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还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 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 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关，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外国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中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农产品如茶叶、生丝等遭到打击，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销路，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外国同类产品的排挤。同时，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切，加上中国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和“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它们攻击诬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英国人邦德在《我们在中国的一份责任》一书中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将会重演过去哥特人、汪达尔人蹂躏罗马帝国的悲剧”。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驱使他们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它们的侵略、压迫的过程。救亡图存，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临的神圣使命。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他们在长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饶、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在外部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时，除了少数叛国分子外，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民族、各派别以进行民族战争的形式，共同抵御外敌。

　　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即奋起抵抗。其中广州郊区三元里乡民抗击英军的规模最大。1841年5月，英军在三元里一带的淫掠暴行，激起当地乡民的义愤，“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英国侵略军在三元里遭到中国人民痛击，损失惨重。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1862年5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在青浦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1863年1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塔提夫。

　　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台湾的过程中，台湾人民也奋起反抗侵略者。1867年，美国派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1874年，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日军侵犯台湾琅地区，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

　　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给日本。台北人民闻讯后鸣锣罢市，表示抗议。台湾绅民还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台湾人民与台湾总兵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吴汤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及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地与日军激战，许多人英勇牺牲。从1895年6月至10月，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抗击了日本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日军死伤32 000多人。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也被击伤、击毙。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此后，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与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指挥的八国联军2 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撤到杨村又遭到当地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死伤近300人。义和团和清军一起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地与八国联军拼死鏖战。义和团与清军还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

　　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859年6月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大沽炮台，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率兵应战，击沉、击伤敌舰多艘。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8月法舰进犯台湾基隆，10月又进犯淡水，都被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击退。1885年初，法舰炮轰浙江镇海炮台，也被守军击退。3月，在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70岁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勇猛冲杀，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许多爱国官兵英勇献身。如：鸦片战争期间，副将陈连升父子（土家族），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回族）、王锡鹏，江南提督陈化成，副都统海龄（满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提督史荣椿、乐善（蒙古族）；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直隶提督聂士成等，都以身殉国。

　　近代中国人包括统治阶级中的爱国人物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屡遭侵略而不亡。那些不畏强暴、赴汤蹈火、血战疆场、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

 19世纪70至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夺取殖民地的狂潮，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30年里，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占非洲土地的10.8%扩张到占94.4%，基本上把非洲瓜分完毕。亚洲也大部分被列强瓜分。中国这个还保存着名义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成了尚未被瓜分的“仅有的富源”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列强展开了对中国的激烈争夺，并酝酿着瓜分中国的阴谋计划。

　　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台湾。列强侵略中国邻国、蚕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1895年4月即《马关条约》签订前半个月，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与德国外交部参事米尔堡会谈时，提出将南满给日本，北满归俄国，舟山预定给英国，而“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的瓜分方案。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更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激化了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俄国认为，日本割取辽东半岛损害了俄国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联合法国和德国共同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了割占辽东半岛的要求。日本则以再向中国勒索3 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俄、德、法三国又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求租借中国港湾作为报酬。由此，德、俄、英、法、日等国于1898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宁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图谋更加露骨。欧美报刊纷纷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有的国家中甚至还成立了所谓“和平瓜分中国会”等团体。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议中认为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俄国迫不及待地出动十几万大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驻台湾总督则加紧策划派兵在厦门登陆侵占福建。连一直标榜“保全中国”的美国政府也发出准备占领中国福建三沙湾的训令。

　　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其原因何在？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俄国独占东北三省，更使英、日等国强烈不满。因此，要实现瓜分中国，“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甚至会爆发战争。正因为如此，列强经过反复争吵、协商，最后认定，还是暂缓瓜分中国，而采取保全清政府为其共同的统治工具，实行“以华治华”，对自己更为有利。

　　不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非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它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是不能否认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此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①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②

　　由此可见，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图谋。

　　诚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义和团曾经蒙受封建阶级的欺骗；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中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这些历史教训，是应当记取的。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孙中山后来说过：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这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①。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其原因，如前所述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

　　社会制度的腐败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以前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许多官员贪污腐化，克扣军饷。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他们大多害怕拥有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甚至为了自身的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以后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他们不仅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常常压制与破坏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样腐败的政府领导和指挥下的战争，怎么可能不失败？

　　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优柔寡断，时和时战，摇摆不定。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甚至发配充军；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引发农民起义，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为此不惜割地、赔款。

　　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竟以此为和谈资本，加紧妥协求和活动，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时，当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光绪皇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而军事外交大权和战争指挥权则掌握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1894年，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除要求各级官员捐纳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战争爆发后，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给皇太后送什么礼物。11月7日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还让皇帝与大臣们陪坐听戏3日，不问国事。指挥战争的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消极避战，积极求和。清政府还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的浴血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度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与列强讨价还价及排斥异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年9月17日，她在逃亡途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并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她又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此后，清军便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起来，一同屠杀、镇压义和团团民。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就是这样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

　　很明显，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经济技术的落后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

　　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代仿造西方的滑膛炮。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中国水师的战船都是木船，吨位小，载炮少，经不起风浪，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吨位大，载炮多，还拥有少量蒸汽动力的轮船，船速快，并可在逆风搁浅时牵引帆船。

　　再就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不谙近代军事指挥。相对而言，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斗力较强。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在局部战役、战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英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的觉醒。

　　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早期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入的外国报刊、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英军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各种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

　　林则徐可以算得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精英开始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全民族就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一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世钟。1898年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思考题

1．帝国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恩格斯：《波斯和中国》（1857年6月）

2．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1963 年9月）

3．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节选）（1894年11月24日）

4．《辛丑条约》（节选）（1901年9月7日）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随着外国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从农民群众，到地主阶级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官僚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农民租种地主土地，需要把全年收成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导致银贵钱贱，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调兵各处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喷发。太平天国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随后，他从家乡广东进入广西，利用拜上帝教发动和组织群众。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以衣物散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巩固政权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 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1859年，干王洪仁总理朝政不久，即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洪秀全看到后，几乎逐条加以批示，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行。但是，由于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直接产物，也没有反映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因而缺乏实现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 太平天国起义者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是，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的政权，但它最终还是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

　　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在蜕化，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农民小生产者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狭隘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保持领导集团内部的牢固团结，终于在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

　　在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为重整纲纪，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在1859年又封洪仁为干王总领朝政，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但是，这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败局。将领们都“各顾自己，不顾大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大肆封王，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洪秀全本人的保守和迷信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强调“认实天情”。当天京被湘军包围时，他拒绝了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另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坚持死守天京。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出路的一种新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毁掉孔庙，砸碎孔丘牌位。太平天国还设立了由洪秀全亲自主持的“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给了他们应得的教训。

　　最后，太平天国起义鼓舞和推动了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有力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充分显示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起义农民的事业带来了危害。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太平天国也未能全面地对待儒学。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而对《四书》、《五经》的删改，却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反而把儒学中强调的封建等级思想和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了下来。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缺乏理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思。这一点，在奕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奕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体怎么办，奕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李鸿章的主张与奕基本一致。他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

（一）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纷纷成立洋枪队，使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之议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六七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

　　再次，洋务运动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地高涨起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在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一）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先后7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二）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三）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四）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五）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等。（六）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的人甚至主张“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对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这种变革只能一步步来，“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绅士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称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一针见血地驳斥道：“牛体安能马用”？即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维新变法政治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0多天中，他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鼓励创办报纸，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有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各项政令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制宪法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

　　维新派经过光绪皇帝试图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一批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还试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等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引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举措,史称“戊戌政变”。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一切新政措施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破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弱点和遇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军队，更不懂得应当去发动群众。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失败？

　　维新派本身的弱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变法步骤上，他们主张渐变、缓变。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的旗帜，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沙俄。康有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总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沙俄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再次，害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将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起来。

思考题

1．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2．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3．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

2．洪仁：《资政新篇》（1859年）

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

4．梁启超：《变法通议》（节选）（1896年）

5．严复：《原强》（1895年3月）

6．张之洞：《劝学篇》（节选）（1898年4月）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它们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产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乘日、俄相斗之机，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进一步加深了。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

　　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 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新的学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延续了洋务派和维新运动时的做法和主张，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有的在华外国人也已经觉察。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民族资本厂矿达416家,资本额超过8 000万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方略，并北上天津，希望能将上书递交李鸿章，但被拒绝。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但经过现实的教育，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同年，他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不是针对一切满人，而是“应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及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也就是要结束清政府的媚外政策和专制统治。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当时的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军政府宣言》指出：“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强调，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与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连接在一起，并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集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统治于一身的清政府。

　　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在这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危机。为此，他希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它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

　　革命派还进一步驳斥了改良派认为因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而不可革命的说法。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相反，这样做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更大的牺牲。“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世救人”，是疗治社会的捷径。

　　第二，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这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民智未开”、“程度未逮”，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甚至宣称，“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只有劝告清政府主动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推行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出路。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让”。

　　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而“救治之法，惟有实行土地国有之政策”。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在1907年作出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口为所钳”。

　　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

一、封建帝制的覆灭

　　武装起义与保路风潮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广州起义。是日，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革命党人大部牺牲。七十二烈士的遗骸被葬于黄花岗，故是役史称“黄花岗起义”。

　　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清政府在铁路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加速了革命的爆发。立宪派本来主张把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内，但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成都血案”。广大群众忍无可忍，在同盟会会员的参与下，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武昌首义与各地响应 由于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在武昌举行武装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首义的胜利。

　　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革命军在3天之内就光复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和上海及其它的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顷刻覆灭。

　　在武昌起义和各省政权更迭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既表现出了革命性和勇敢精神，又反映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态度。在一些地方，开始是由革命派发动新军或会党举行武装起义、宣布“独立”的。可是当反动势力反扑时，他们却不敢发动群众保卫已经夺得的政权，致使政权落到了立宪派或旧官僚、旧军官的手里。例如湖北革命党人起义后，认为非找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出来主持政务不可，于是把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硬拉出来当了都督。结果，黎元洪与立宪派结合起来把持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又如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夺取政权后，最初由革命派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部分立宪派与旧军官发动政变，将焦、陈杀害，推立宪派首领谭延为都督。在一些省份，旧官僚和立宪派实际上改头换面地维持着旧政权。有的地方虽是革命党人掌权，但这些人很快蜕变为新军阀、新官僚。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很快地发展了，但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它的内部和外部都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二、中华民国的建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拥有统治全国和统率海、陆军之权外，陆军、外交等重要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全由革命党人担任。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会员也占多数。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例如：扫除种种封建弊端，保护人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垦殖事业等；宣布禁止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否定忠君尊孔教育，废止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临时约法》规定，增设国务总理，作为政府首脑。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增设法院，行使司法权；参议院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参议院还有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的权利。

　　《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财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述、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民主权利。

　　这样，《临时约法》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①

　　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友邦书》中，就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一切外债，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去维护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财产。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它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自古以来，皇帝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革命政府还大力整顿社会秩序，提倡社会新风，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吏不再行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老爷”等的称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等。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列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①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共和制蜕变为封建军阀专制

　　袁世凯窃国，辛亥革命流产 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以武力压迫革命派，并命其党羽联名通电，宣称“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列强调动军舰在长江游弋，为袁世凯助威，并攻击孙中山“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在革命高潮中附从革命的立宪派、旧官僚等则从内部施加压力，大造大总统职位“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一些革命党人甚至也主张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应该让他当大总统。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即加紧“逼宫”。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袁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奠都南京、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世凯不肯离开北京老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西方列强也调兵进京配合，以迫使革命派让步。革命派再次妥协。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不复存在。

　　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

　　首先，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暂时新刑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剥夺《临时约法》规定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种政治权利，禁止罢工和一切革命活动。

民国初年，从形式上看，有了约法，有了国会，有了众多的公开活动的政党，当时的中国似乎有点像民主共和国的样子了。实际上，全部政权都操纵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手里，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不能容忍的。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的国民党组成。它在随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希望由此组织以他为首的责任内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心腹收买刺客暗杀了宋教仁。7月，又以武力镇压了南方7省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同年10月，在总统选举中，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包围国会，强迫议员投票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他又撕下“拥护共和”的假面目，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妨碍国家统一，于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他又停止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的职务，遣散议员。5月，袁世凯公然撕毁《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不久，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政权，而且还可以将其传子传孙。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一块空招牌了。

　　军阀们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不惜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大肆借款，并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他未经国会同意，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用盐税作抵，使列强实现了控制和监督中国财政的愿望。1915年5月，为了让日本支持复辟帝制，他竟然基本接受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要求。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势力，准备武力统一中国，其中“西原借款”前后共8项，总数达1.45亿日元。这些借款以东北金矿、森林，东北、山东铁路，国家烟酒专卖利润等为担保，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和其他原料。

　　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军阀们公然进行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表接受帝位申令。第二天，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以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当皇帝。帝制复辟活动遭到举国反对，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6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废帝溥仪复辟。这一次复辟的时间更短，仅12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垮台了。

　　其次，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还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有的土地就有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境地，变成佃农和雇农。北洋政府还通过“清丈地亩”、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

　　军阀与官僚还借助于政治势力，组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操纵、垄断财政金融和工业、运输业。如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为北洋政府经理外债、内债和税收，还直接控制了一些工矿企业。

　　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并规复文庙，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一些清朝遗老遗少、保守分子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尊孔复古团体，发行《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等尊孔刊物。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甚至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尤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许多革命党人以为，推翻封建帝制、建成共和政体，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丧失了革命意志。他们中有的人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官职和利禄，甚至投靠军阀，迅速蜕化为新的官僚、政客。有的人埋头经营实业，为自身牟取经济利益。有的人热心于搞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甚至主张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还有的人在革命受到挫折时，意志消沉，隐遁山林，或者出洋留学游历，以逃避国内的政治斗争。

　　孙中山起初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欺骗，表示“十年不预政治”，以修铁路、发展实业为己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毅然发动武装反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北洋军阀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国民党方面缺乏兵力和财力，内部意见又不一致，结果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失败了。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由于中华革命党提不出能够动员群众的革命纲领，入党者又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带有强烈的宗派性，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参加的人数很少，社会影响不大。

　　1915年12月25日，即袁世凯准备“登极”前一周，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很快形成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第二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忧惧而死。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局面下，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但“护法”的口号在群众中缺少应有的号召力。由于孙中山既无组织又无军队，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军阀。而西南军阀则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对抗北洋军阀，扩大自己的实力。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并出师北伐。不久，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擅自实行停战，并且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想依靠南方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不断地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始终坚持奋斗，不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但是，他并没有找到中国的真正出路。应当说，护法运动的失败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失败，也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它表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陷入绝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前进了。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

　　从客观上说，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和市场的。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齐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对于他们的缺点，“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①

　　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中国共产党或成为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这不是偶然的。

思考题

1．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论战中是如何论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的？

2．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3．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1912年7月）

2．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3．孙中山：《〈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

4．《民报》：《〈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906年4月28日）

5．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

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

中编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

（1919—1949）

综述 天翻地覆的三十年

　　在1919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的社会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斗争的主力；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中国的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营垒，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人民，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当时欧洲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英国占主要地位。

　　在帝国主义时代，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争夺，引发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后果之一，是欧洲的走向衰落（德国战败；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受到削弱）和美国、日本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当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美国尤其是日本的对华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迅速增加。大战结束后，英国势力又卷土重来。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的十月（俄历）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它积极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逐步觉醒，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①191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上述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展开的。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德国、日本先后确立法西斯统治，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在亚洲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占世界总人口4/5的80多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法西斯侵略者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中国是首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人民在东方开辟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当英、美、法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冒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并使之在发动和进行战争时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美、英军队受到的压力。

　　对于法西斯国家的野蛮侵略，世界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开始互相配合。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决心互相合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苏联红军在同年7月至1943年2月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1945年5月7日、8日，德国代表先后在西方盟军司令部和苏军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对于日本的侵略，亚洲各国人民在长时间里进行了英勇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军民是在亚洲大陆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1944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向同盟军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引起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新情况：第一，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战胜国英、法也被严重削弱；美国则在战争中发了横财，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第二，苏联经过战争考验，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欧洲东部、中南部和亚洲东部、东南部出现一系列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冲破一国范围在多国赢得胜利。第三，占世界陆地面积2/3、人口3/4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殖民主义体系急剧瓦解。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显著增长，工人运动有新的发展。情况表明，国际帝国主义受到明显削弱和多方面牵制，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镇压各国人民革命。所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近300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分别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当时，美国取攻势，苏联取守势。美国一手拿着金元，一手拿着原子弹，竭力向全世界扩张。控制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正确制定应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1946年春，美国等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挑起持续多年的“冷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过高估计美国的力量，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主张为了实现美苏之间的妥协，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应当随之实行国内妥协。毛泽东认定，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施放的烟幕。其目的是为了在反苏的名义下向美、苏中间的辽阔地带进行扩张，即为了控制欧洲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美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是可能妥协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必须和必能克服。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正是按照这种科学分析，当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国政府作靠山，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坚决领导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并且赢得了胜利。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一）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者，就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前，主要是北洋军阀控制的政府，史称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是在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靠山。许多军阀本身就是大地主，并直接经营一些官僚资本企业。

　　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1916年袁称帝败亡之后，连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了，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些割据称雄的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引发了多次的战乱。

　　军队是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主要柱石。各派军阀竞相扩充军队。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军阀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利权为代价大量举借外债，并采取强售公债、强迫借款、滥发纸币，尤其是增加赋税等办法，对各阶层人民主要是广大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

　　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正因为如此，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进行的北伐战争，在人民的支持下，基本上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

　　代替北洋政府统治全中国的，是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个政府刚刚成立，就实行反共的“清党”。不久，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的七一五政变，实行“分共”。“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鲁迅语）国民党统治集团把中国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之中。

　　控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控制、所领导，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排挤和歧视；它有不少的党员、干部是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的领导的；在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军政机关里，都有不少民主分子。就是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着明争暗斗，直至兵戎相见。它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

　　不过，作为国民党统治的主要特点，还不是它的欺骗性，而是它的残暴性。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国民政府委员、主席和行政、立法等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选出。这就把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彻底废除，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化”了。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军事专政。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1929年3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此。常备军数量之多，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全国22个省中，最多时，20个省的主席是军人，另外两个虽不是军人也是受军人支配的。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受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毒刑。地狱现象，人间何世？”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1934年11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完全禁锢在了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更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实行上述反动的军事专政，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推翻这个反动统治。

（二）外国垄断资本的在华扩张

　　北洋政府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它不惜出卖国家利权，从而使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伸展。

　　国民党政府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上台之后，即宣言“要联合各国共同对付第三国际”，公开站到了国际帝国主义阵线一边，不过，他们在口头上仍以反帝国主义自我标榜。1928年6月，南京政府发表“修改”不平等条约宣言，要求与外国列强“重订新约”。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并非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如外国在华的租界、租借地和驻兵、内河航行等特权。按照南京政府同一些国家订立的条约，中国对外国进口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增收5％～30%的附加税。这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某些积极作用。但中国并没有真正取得自定关税的权力，而且中国的海关也仍然由外国人控制，长时期内总税务司一直是由外国人担任的。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在长时间里并未付诸实行。直到1943年，中国政府才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英美在华特权。但是1946年10月签订的中美联合宪警议定书，却又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由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仅有旁听权而已，从而在实际上把领事裁判权变相恢复了。

　　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在国民党执政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主要是美、英、日等国互相争夺的对象。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了华北各省、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等省的绝大部分。中国的这些地区，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遭到了极其野蛮的蹂躏。

　　在其占领区内，日本侵略者实行了竭泽而渔的政策。他们肆意掠夺中国的资源，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中国东北的经济完全为日本的垄断资本所统治。在关内，沦陷区的经济也完全殖民地化了。按照“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原则，中国的民族工业是不允许存在的。武汉失守后，关内被毁工厂约占当时工厂总数的37%。其余的，除少数内迁外，大部为日本侵略者所占夺。他们的方针，是使沦陷区成为日本工业的原料基地。如华北煤产量的65%都被运往日本。除直接的掠夺外，他们还通过伪政权的统制机构去掌握物资。关内农业所受的摧残也极为严重。如同在东北一样，日本侵略者在关内不仅大量占夺农田，而且还大批征发役。他们也不仅大量消耗关内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而且还把这些物资大批地运往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国民党统治区几乎形同美国的殖民地。

　　蒋介石集团之所以敢于发动反人民的战争，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使美方在中国享有了种种特权，包括在中国土地上不受限制地倾销商品和投资设厂的特权；在实际上重新恢复的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正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上述条约或协定的保护下，美国资本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大量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在中国的进口总值中，1946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除军火外，包括多种轻重工业产品）已占57.16%，中国的出口总值中，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原料品如桐油、猪鬃、矿砂等）也达38.71%。美国战后对中国的投资超过了1936年前各国在华投资的总额，占当时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的私营企业，实际上成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统制，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推向了绝境。

　　正因为如此，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实现的首要任务。

（三）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都仍然是封建经济。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1927年5月，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中国土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据1934年的统计，全国22个省区的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成、6成乃至7成。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量。如1925年广东海丰佃农全年收入165元，交租81元，余下的84元中，购买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资料耗费40元，只有44元用作生活费，而当时一个农民的生活费一般需40～50元。这就是说，一个农民终年劳碌，所得尚不足一人糊口，更不用说养家了。

　　除地租外，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手段往往是超经济的。在新谷登场时，商人压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待到青黄不接农民需购买粮食时，他们又把粮价抬高了。农民劳动的果实，通过不等价交换，相当一部分又被商人掠走。借贷的利率更是高得吓人。利息的名目繁多，如“对本利”、“九出十三归”、“驴打滚”等，单这些名目就够说明问题的了。农民不能按期偿付本息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房屋乃至子女典卖给地主。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常常是三位一体的。地主不仅发放高利贷，有的还兼营商业。而商人、高利贷者也往往在获利后去购买土地，使自己成为地主。这个三位一体的结合，压在农民的身上，把他们的血汗差不多榨干了。

　　国民党当局在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还通过征收苛重的赋税等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首先，是征收田赋。田赋本身很重，而且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田赋名义上是向田主征收的，实际上田赋加重，地租也随之加重，这种负担归根到底还是落在农民头上。其次，是征收盐税。农民是盐的主要消费者，因而也是盐税的主要负担者。再次，是征收各种杂税。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共有188种不同名目的捐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 756种。最后，是强迫农民服劳役（如修筑公路、碉堡等）和服兵役（即抓壮丁）。

　　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境。农村的极度凋敝，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农村无法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等条件，这就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不得不吃糠咽菜，遇到天灾人祸，乃至用泥土（观音土、白泥、碎石粉）和树皮、草根充饥，更有大批农民被迫卖儿鬻女，流落他乡，直至冻饿而死。一些农村区域出现了“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象。

　　正因为如此，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四）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中国人民在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来称为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的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

　　 1927年国民党全国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政权。

　　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它“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而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不同，半殖民地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工业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过一般垄断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它们建立和加强军事独裁统治的过程。

　　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地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国民党政府通过加入“官股”、改组有关机构等，将原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控制了起来。随后，又成立了“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被赋予经理国库、发行兑换券、铸发国币、经募内外公债等项特权。以“四行二局”（二局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一天比一天贬值，而且币值下跌的速度又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到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已如脱缰的野马，甚至一天之内要上涨多次。这样，人民手中的财富也就凭空地被掠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而且为官僚资本家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项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发行内债，是官僚资本扩张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承购内债的，主要是四大银行。内债不是按票面价值发行，而是按5折、6折推销的（如购买100元公债，只需付50或60元），但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额十足计算，而且票面利息一般也在6厘至8厘之间。这样，承购内债，年利可达3分、4分以至5分，即一年可获利30%～50%。他们还利用这种债券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兴风作浪，牟取暴利。本来，内债的发行，就是以捐税作担保的。因此，内债发行得越多，人民的捐税负担也就越重。这就是说，发行内债实际上正是把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财富转化成为官僚资本集团财产的一种办法。

　　官僚资本集团在垄断金融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商业投机资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是由他们垄断的。如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他们借助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和专卖制度，控制了大量商品。他们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出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比如，实行专卖制度后，许多以低价购入的专卖品大批落入官僚资本家之手，市场上专卖品极度缺乏，致使这类商品的黑市价格随之猛烈上涨，于是他们又把专卖品变成“转卖品”流入黑市，以黑市价格售出。专卖之利，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私囊。

　　官僚资产阶级还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193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它下属的厂矿一部分是接收的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一部分是依靠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贷款和技术新建的企业。由官僚资本控制、支配的以“民营”或“官商合办”形式出现的工业企业，大多也不是直接投资建设，而是通过兼并民族工业而来的。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其任务是：扩大官营工业；并以“适应非常时期生产上的需要”的名义，对于原有或新设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即兼并民营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日伪工厂4 411家，其中发还原主或标卖的仅10%，其余绝大部分成了官营企业，或者化“公”为私，成了官僚资本家的私产。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它拥有电力的67%，煤炭产量的33%，水泥产量的45%，纱锭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总之，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正因为如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就应当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艰难处境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占主体地位。据估算，“中国民族资本在它积累的最高峰的时候，不过七十多亿元（1936年币值），合二十多亿美元，而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估计达四十二亿八千万美元，比民族资本大一倍以上。稍后，官僚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产达一百到二百亿美元，比民族资本大四倍至九倍”。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很脆弱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

　　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并直接投资经营企业，致使中国的市场被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民族工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其产品在市场上很难与之竞争。

　　其次，是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由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民族工业也很难与之抗衡。

　　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受到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购买力极其微弱，由此也就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由于反动政府征收苛重的捐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更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获利困难，而陷入严重危机。

　　正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它也就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加上工场手工业产值占20.5%；1949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加上工场手工业是23%。而在这少量的现代工业中，民族资本经营的又只是非主体部分。民族工业资产净值，1949年时也不过20.08亿元（1952年人民币币值），其力量之微弱，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20%。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1949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只占18.5%，而其中机器的生产只占1.4%，消费资料则占81.5%。有人说，中国工业只不过是装配工业（即以外国零件装配成机器）或加工工业（即以外国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它所经营的主要是批发外货和趸卖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这类情况，最明显不过地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缺乏独立性。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为手工业工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面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力，民族资本家力求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挣扎图存。这是他们害怕工人的觉醒和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由地租转化而来的。不少民族资本家的亲友是封建地主，他们在农村从事封建剥削。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正因为民族资本家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也就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动员和组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力量。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买办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经济实力不强，但在政治上有着很大的重要性。他们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不少人还掌握着发展生产所需要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以这个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这个阶级，或者与这个阶级有比较多的联系。这个阶级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产阶级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为民主革命的一种政治力量。

三、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在1921年至1949年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阶级政治力量：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有时称顽固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种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同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主张继续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坚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首领蒋介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制度，都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他主张，“领导素无政治（训练）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之行施不可”。而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照此实行，即为“统治最有效能者”。①他的党徒大力宣传“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才干和道德高超的领袖去执行独裁”。他们就是根据这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实行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来维护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

　　第二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辛亥革命的流产已经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方案重新提了出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人士更大力热烈地鼓吹过“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企图在国民党坚持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主张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有人声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奖励民生必需品的扩大再生产，但决不容许官僚买办资本的横行和发展。”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对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现实是一种批判，但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第三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它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提出这种明确的主张，经历了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的摸索过程。1921年7月中共一大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和最终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等一般原则，但还不懂得中国首先要进行民主革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但也还不懂得这个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取得领导的地位”，这个革命需要有“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之普遍的参加”，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从而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其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作了系统的论述。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二）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

　　尽管在长时期里，上列三种建国方案始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作出选择,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①五四以来的情况，仍然是如此。

　　民族资产阶级是真诚地希望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但是，它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代表这个阶级要求的中间派，由于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无法动员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由于不敢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掌握军队。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分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把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让步这种幻想之上。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其统治是十分残暴、同时又是十分虚弱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往任何的民主改革。它绝不会对于中间势力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虽然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反动统治者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而站到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起来说，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它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群众的拥护，连提出这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地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①这段话，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揭示了广大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共同确认的一个历史性的真理。

四、基本历史线索

（一）1919—1921年的中国

　　从1919年5月的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开端。

　　1920年8月—1921年春，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诞生。

（二）1921—1927年的中国

　　从1921年7月中共成立到1927年7月七一五政变，是大革命（亦称国民革命运动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和进行的时期。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民主革命纲领。

　　同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第一个高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反帝革命高潮。

　　同年1—10月，进行广东战争，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7月起，开始举行北伐战争。北洋军阀主力基本上被摧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同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作出“分共”决议。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

（三）1927—1937年的中国

　　从1927年7月七一五政变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

　　1927年8月1日，中共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

　　同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0月，开始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后逐步开辟赣南、闽西（后合称中央根据地）和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根据地。

　　1930年10月—1934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至第五次军事“围剿”。红军开展反“围剿”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中共中央发出武装抗日的号召。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上海军民进行淞沪抗战。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次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随后，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四）1937—1945年的中国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同年8月，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同年11月后，着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

　　同年12月，由南方八省区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军部成立。各部相继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

　　1941—1942年，敌后抗战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坚持艰苦的敌后抗战。从1943年开始，根据地和人民军队逐步恢复、发展，敌后战场开始进行局部反攻。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线的作战。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溃退。大后方民主运动高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人民军队实行全线反攻，解放区迅速扩大。

　　同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方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

（五）1945—1949年的中国

　　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人民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时期（史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

　　同年8月28日，毛泽东等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10月10日，双方达成和平建国的原则协定。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等的代表合作，与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达成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

　　同年6月底，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经过8个月的自卫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接着，又经过4个月的自卫作战，在打破它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取得重大胜利。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同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

　　1948年9月12日—194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连续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领导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归于消灭。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接受国共双方代表团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同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同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思考题

1．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什么时代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发生

和发展的？

2．为什么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对象？

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2．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

3．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的开幕词》（1931年5月5日）

4．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1947年3月14日）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个人主编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为此，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他们说：“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民主和科学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后者是指采用某种自然科学方法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

　　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启蒙思想家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为此，他们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

　　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启蒙思想家，确实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的必然，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正因为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存在着这些弱点，它也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不向前发展。

　　事实上，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陈独秀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逐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李大钊讲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应当对欧美文明亦步亦趋，当然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梁启超、朱执信等人虽也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来信即提出，我们要由此跨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之先声”，确信“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11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二、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万人。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的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当时，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毛泽东也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这个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当学生的爱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三罢”斗争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瞿秋白当时就说：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在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进步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广东的杨匏安早年留学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9年11月、12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等,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亦不能外。”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

　　瞿秋白、邓中夏、何孟雄、恽代英等，也先后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革命立场，明确而坚决地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尽管还不深入，但他们确实一开始就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进行过全面的研究，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并且把握了它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修正主义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陈独秀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蔡和森也表示，自己对修正派社会主义“一律排斥，不留余地”。

　　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这个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就那样整个地拿来，应用于我们的时代”。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追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第三，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忠于民众、作民众的先驱者。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且还重视农民，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他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

　　尽管当时到工人中去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预示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新方向和应当走的新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对社会的研究来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从反对封建思想入手，进而提出必须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了。

　　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起指导作用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国民党（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原先的革命党人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落荒而逃。五四运动时，整个说来，国民党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化装成商人，一起坐骡车去李的家乡河北乐亭小住，在途中曾酝酿过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的事情。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实际上，它当时并不称作共产主义小组，而是称作共产党。“首次决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北京支部，推李大钊为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他创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指出，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小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等。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这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7个地方、代表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烬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这样，党的一大就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或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筹备建党。1921年夏，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2年夏，吴玉章、杨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成立，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根本改变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它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但是，幼稚的、弱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而不可遏止地生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小组；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更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主要是：

　　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给予了一个基本的解决。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据此，大会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第二，开始采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

　　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共二大即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要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的斗争浪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后来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起来。1924年上半年，650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到40%。次年1月，已占到50%以上。

　　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的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关于合作的方式，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出来的。同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开始并不赞成这种作法，但马林“说服了与会的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在民生主义中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候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大革命的准备与进行 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在此基础上，举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更为广大，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其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国共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这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周恩来说，当时，国民党不但在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①

　　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经过共产党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1927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它领导下的工会共拥有280万会员，产业工人基本上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农会则拥有972万会员，由于一个农户一般为五口之家，而入会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农会联合的农民实际上已经达数千万之众。这就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公认的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独立团在北伐中战功卓著，使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此外，共产党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所作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连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1926年11月在中山大学演说时也讲过“中国共产党好像机关车（按：指火车头），国民党好像货车，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好像人车货车套上机关车”这样的话。

　　大革命的意义和教训 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震惊。它们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同时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进行拉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伸出的千百只手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它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思考题

1．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哪些新面貌？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12月）

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1919年5月）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选）（1922年7月）

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统治。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来充满生机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 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57 900多人锐减到10 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阵营。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了战斗。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它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起义部队同时提出自己的“第一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蒋介石是靠北伐战争、国共合作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让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打仗完全是被迫的；它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新问题。而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来看，“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①所以，在当时，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无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还是广州起义，也都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但是，实践是最有权威的。所有这些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反动统治阶级相当牢固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此路不通。

　　革命者从来是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并积累经验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于，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真是“激流归大海”。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了。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说，中国革命似乎很难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可能。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证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早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就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①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坚持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当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中央）、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

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是错误的。1929年4月，毛泽东在赣南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这就确立了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①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第二节 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根据地人口一度达到1 000万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的80％以上，有的达到90％。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许多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情况下，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自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成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合理调节人力、物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努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农作物产量。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增长，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关，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

　　毛泽东在1933年8月和1934年1月先后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文盲众多，是旧社会广大农村的共同特点。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中央根据地还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所呈现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同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它使陷身于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暴动。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的复兴受到严重挫折，使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① 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不了解工人、农民，不懂得打仗、打土豪分田地，甚至不了解“路是要人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会、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这就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 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达到了成熟。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① 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不足3万人。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毛泽东说过：“重要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3万人作基干，使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胜利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它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奋勇向前。

　　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第三节 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中奋斗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① 而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的意见则比较不恰当，甚至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的错误。这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② 这就是说，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包括“左”的传统，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

　　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以便武装全党，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1937年夏，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样，他就从理论上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共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他在向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强调：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他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他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

　　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共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能够指导伟大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把六届六中全会同遵义会议一起，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认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①

中共中央还总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经验，针对国民党借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时机，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等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②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作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国情，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

　　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中期，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首先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二、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端正思想路线，进一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2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犯过多次右的或“左”的错误，经历过严重的挫折。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虽然已经逐步得到纠正;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清算错误思想路线及其造成的危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增加的新党员达75万多人。这些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入党以后又立即投入到分散的游击战争中，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素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理论脱离实际，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当时，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表现了幼稚者的蒙昧。“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的同志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总之，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畅通无阻的贯彻执行，必须对主观主义及其在组织上的表现形式——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表现形式——党八股加以抵制。

　　克服主观主义，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必须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一句话，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个成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实事求是就成了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通俗而又生动的表述。他强调，要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注重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并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在1927年至1934年间亲手从农村中调查收集的材料，整理印刷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正式出版。他说：“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认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同年 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了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共产党员要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并针对文艺界存在的某些错误倾向，指出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强调革命文艺要为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整风运动文献，联系党的历史，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了思想路线，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范围的集中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破除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了起来。1945年4月，中共七大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思考题

1．毛泽东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

2．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

现“左”倾错误？

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

2．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节选) (1931年2月)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1年11月7日)

4．毛泽东：《论新阶段》 (节选） (1938年12月)

5．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1945年4月20日）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的沦陷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成为天皇制的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大肆侵略扩张。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基于对华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为之诉诸武力。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张，“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决心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当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同时，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军队分别向沈阳城内和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发起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侵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国民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接着，日方又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两市（北平、天津）“防共自治运动”，制造傀儡政权。这就是华北事变。

　　日本是亚洲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并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当时的中国政府将国民党军的主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方针。国际联盟和英、美等国政府则采取对日姑息、纵容的政策。这就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步步得逞。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1936年8月，法西斯军人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先打中国”的侵略计划。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欧亚两个法西斯国家打着“反共”的旗号结成了反动同盟。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当夜，驻丰台日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军事演习。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攻击卢沟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占领了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以及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在中国领土上推进了1 800多公里。

　　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在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日军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并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随着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中国敌后战场开始实行局部反攻。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军民的战略反攻阶段提前到来。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40年代前期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它必然遭遇到全中国人民的拼死抵抗，遭到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和反对，这就使它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残暴的殖民统治    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设立总督府。日本驻台总督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并负责指挥驻台的日本军队。总督府主要官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建立了一整套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掌握着台湾人民的生杀予夺之权。日本还在台湾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攫取台湾的资源和财富。他们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经济模式，使台湾成为日本的稻米供应地。殖民当局还竭力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政策，开展“皇民化”运动。

　　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1932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催生的一个怪胎。“满洲国”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借口下，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策动、拼凑了一些地方性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日本加紧诱降活动。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关内占领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但是，这些地区实质上仍然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首先，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统计，在南京的中国军民被集体射杀、火焚或活埋的达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构收埋者有15万余具，合计为35万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其居民、烧光其房屋、抢光其粮食”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在晋冀鲁豫、山东、苏皖等7个根据地，中国军民被杀戮者即达318万人，房屋被焚烧达1 952万间。日军还悍然实行细菌战、毒气战。从1940年下半年起，日军731部队开始将带有霍乱、伤寒、鼠疫等病菌的投掷器投放到中国许多地区，造成大量中国居民死亡。731部队并对中国军民实行“活体解剖”。日军还在其占领区掳掠和残害中国劳工，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在东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南满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至1945年的8年间，日本仅从华北就劫掠煤炭1.2亿吨、铁矿石450多万吨、海盐1 200万吨、铝矾土300万吨以及大量钨锰等精矿石。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他们还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强迫农民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廉价出卖给伪政府，除保证侵华日军的需求外，大部分粮食被运往日本国内。

　　再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按照“以华制华”政策和“思想战”的方针，还在其占领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此达到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 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 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 000多亿美元。

第二节 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局部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中国在东方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的自卫战争。党的各级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自己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先锋和模范。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抗日义勇军中工作。1933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先后在东北各地崛起。1934年6月，各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又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同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二、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在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同以原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义勇军进行合作。其领导人李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淞沪一带抗击日军，中共中央号召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发动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以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作战。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在同盟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300人。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事变失败后，共产党人同李济深、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继续保持着联系。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 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几十万人。

三、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瓦窑堡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扩大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利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工作。他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的途径。国共两党通过国外、国内两个渠道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初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北的红军。12日凌晨，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张、杨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经过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结束了，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它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反映了全国民众共同的呼声。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作出这个让步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国内两大政党的对立，凝聚全民族的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人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在会议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

　　为了敦促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四、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人。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1.03万人。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抗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全国各界民众以不同形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投入了全民族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斗争。全国共有近40个民族参加了对日直接作战。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敌3.76万余人。许多台湾同胞还来到祖国大陆，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岛内的高山族等台湾同胞则坚持不断地发动抗日暴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台湾同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抗日斗争中，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香港、澳门同胞也积极支援内地的抗战；太平洋战争后，更在内地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开展打游击战等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仅在全民族抗战的头三年，海外侨胞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 000余辆、物资总数在3 000批以上。大批海外华侨还回国投身抗战。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

　　在祖国存亡危急的关头，中华儿女表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第三节 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一、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军民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在战略防御阶段，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军队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38年3月，李宗仁接受周恩来等的建议，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实施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歼灭日军1万余人。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将士，表现了空前的民族义愤和抗战热情。在北平南苑的战斗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孤军据守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仓库，被上海市民誉为“八百壮士”。

　　但是，国民党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外，其他战役几乎都是以退却、失败而结束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日军占很大的优势；主观原因，则是国民党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蒋介石集团在决心抗战的同时，却又害怕群众的广泛动员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因而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即不敢放手发动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而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这就使得大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大片国土。

二、从片面抗战到消极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

　　日军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为了巩固占领区，继续对国民党军发动过若干次进攻性打击。国民党军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役。国民党政府大体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在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激战中殉国。但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用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多次的反共“磨擦”事件。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久，由美国方面提议设立中国战区。为了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曾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有利条件下，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却日益下降。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在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遭到大溃败。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拥有146座大小城市、6 000万人口的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不满，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    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确信，战争伟力的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动员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正因为如此，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①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战争路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它的坚决执行者。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在中国，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认为，进行人民战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农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民主政权，逐步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农村，在新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由于坚决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抗战路线，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1938年5、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因此，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

　　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这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也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

到敌人后方去    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

　　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 000余人，击毁汽车100多辆，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又参加忻口会战，八路军一二○师在雁门关以南伏击日军，一二九师还以一营兵力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开辟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山东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地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 600多次，毙、伤、俘敌54 000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

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通常的情况下，游击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中对正规战起配合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1939年至1940年，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如1940年8月至11月，八路军总部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但是，人民军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主要是游击战。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到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一亿人口。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他们已经抗击着全部侵华日军的64%。

　　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1945年8月反攻阶段到来时，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日根据地达到了19块。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胜利展开的。

　　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等的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

　　在八年全国性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伟大的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个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所以，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党外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就是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已经取得的阵地并发展这些阵地， 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侵犯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给予了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以8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 000多人，除约2 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牺牲或被捕。蒋介石还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了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原则、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外，还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进行有力的揭露和声讨。在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下，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先后被击退。解放区军民击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的境地。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进步势力主要的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争取知识分子，扩大民主宪政运动。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固的基础。

　　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项极严重的任务。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他们采取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为此，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不忘统一，统一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而以统一为主。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是休战的原则，适可而止，使斗争及时告一段落。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上述原则和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实施，对于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生动体现。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地位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加强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抗日民主政权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关；边区、县、乡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和县法院是司法机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府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方面，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便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得到实惠，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照顾地主的利益，增强地主对抗日民主政权的认同感，保障解放区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抗日民主政府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节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陕甘宁边区的三五九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江南”。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许多经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干部通过学习，提高了文化水平，增加了军事政治知识，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各根据地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和基础教育，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新民主主义各项建设的开展，使抗日根据地真正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新型社会，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日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五、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

抗日民主运动的开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习惯上称“大后方”）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有关工作。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先是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具体领导。1939年1月以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领导。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动员群众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但是，蒋介石公开反对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中国处在了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

开展抗战文化工作    抗战的文艺，是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斗争的有力武器。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儿女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

　　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初期一度采取过若干较为开明的政策措施。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聘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参与和领导下，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爱国人士，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第三厅组织了包括儿童剧团在内的10多个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抗日宣传，慰劳抗日将士。

　　抗战开始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南开大学分别由北平、天津迁往昆明，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平、上海等地还有其他一些大中专学校迁往重庆、遵义等地。爱国师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坚持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一、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5月上旬，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上旬，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猛烈攻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日本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向盟国的投降书。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根据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的74%以上，最高年份达90%。日军在海外作战中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

　　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不仅遏制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而且大大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同盟国军队完成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和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1942年3月，应英国方面吁请，中国战区还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中国远征军的戴安澜师长在作战中牺牲。

　　中国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出了伟大的努力。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中国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到1939年2月，来华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达2 000余人，牺牲在中国的有200多人。抗日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同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许多苏军官兵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美国对日本一度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采取了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还曾组建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

　　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被感染，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人民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中国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第二，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抗日战争中，军队和老百姓相结合，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前方斗争和后方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特别是敌后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大家庭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的思想保证。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 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4. 为什么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的范例？其基本经验是什么？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5.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
6. 毛泽东：《论持久战》（节选）（1938年5月）
7.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
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20日）
9. 《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1月）
1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选）（1945年4月24日）
11. 胡锦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5年9月3日）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第一节 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一、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中国人民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时期。

　　战后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是有利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动势力已经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经过抗战的锻炼，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解放区扩大到1亿人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经过整风学习，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有了基本统一的认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由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基本历史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崎岖、曲折的。

　　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它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还在抗战的中期、后期，蒋介石就开始采取避战观战，以便保存实力、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方针。抗战刚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大部分远在西南、西北后方，要把它们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相当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美国等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实行和平建国，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其目的，一是以此敷衍国内外舆论，掩盖其正在进行的内战准备；二是诱使中共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期不战而控制全中国；三是如果谈判不成，即放手发动内战，并把战争责任转嫁给中共。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控制中国，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中国追求的长期的基本的目标，在于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政府；其短期目标，首先是“避免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它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蒋介石政府成为它在亚洲的主要支持者，以此稳定它的亚洲战线；二是从“遏制苏联”这个总的战略考虑和反对人民革命的一贯立场出发，担心“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对整个亚洲发生深刻的影响；三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即为了便于使战后的中国成为它倾销商品、获取廉价原料和进行自由投资的场所。

　　为了上述目的，美国决策者曾经考虑过“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自己深陷中国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追述说：中国“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想以武力把美国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是愚蠢的”。后来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过：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从理论上看来，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它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包括搞一点形式上的民主，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诱使或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通过给予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尽管美国当局声称“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但它的这种作法恰恰是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政策的最实际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    基于对战后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将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是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呢？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因为，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有和平建国的强烈要求。许多人希望，国共两党能由共同抗战进到合作建国。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同时，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加上其他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造成国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党应当努力争取中国出现这种局面。

　　还在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表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其恢复。8月24日，毛泽东根据时局变化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政协的上述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在一个时期内，是否忠实履行政协协议，成了人们衡量政治是非的重要尺度。

维护和破坏政协协议的较量    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在政协召开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政协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形势”。全党要“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的）这些决议而奋斗”。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英美和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阴谋”。“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取得和保持”，作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而“练兵减租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国民党存在着维护特殊利益的集团，它“愈来愈流露这样一种信念：追求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他们将丧失一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命令他的党徒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方针是，先接收关内，控制华东、华北，而后进兵关外，以便独占东北。所以，它计划先在关内大打，而后在关外大打。待它认为相应的准备已经完成时，就全面彻底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还说：“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共中央在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中说，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代价，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解放区军民的生存受到致命威胁时才被迫采取自卫行动，而它这样做仍然是试图以此争取国内和平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中共代表团在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同时，经过努力，中国人民毕竟争得了将近一年的和平的暂息时期。这也为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做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同年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并于当天片面下令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次年3月，国民党当局限期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至此，一切和平谈判之门都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为430万人，它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它不仅接收了100余万日军和数十万伪军的装备，而且美国还为它训练和装备了50万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军的步兵武器；解放区的人口为1.36亿，面积约230万平方公里，而且是被分割、包围的，在物质上得不到任何外援。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中国共产党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

　　中国共产党又指出：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发动的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占着优势。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是为了粉碎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图谋，争取民族的独立；在战争开始以后，解放区即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扫除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而人民战争的发展，正是为摧毁官僚资本的统制、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创造前提。“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

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0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 ；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战争发动者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100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6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它们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因为这时，不仅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这个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指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之后，通过开展清算斗争等，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2/3的地区基本上实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尽管在土改运动广泛发动之后，一度发生过侵犯部分中农利益、侵犯某些民族工商业等的“左”的错误，但中共中央一经发现这些问题，立即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使运动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端的失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胜利财。巨额敌伪资产转归官僚资本集团控制的部门占有，其中很大部分被官员个人侵吞、隐匿、变卖。连一名国民党接收官员也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其结果将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1947年，工业产量较抗战前的1936年减少了30%。失业人数陡增，工人和城市居民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同时，农村经济急剧衰退。1947年，农作物总产量比1936年减少了33%～44%。广大农村饥民遍地，饿殍载道。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公教人员和学生群众的生活也陷入极度的困境。

　　这样，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学生运动的高涨    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

　　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运动”）由此掀起。截止1947年1月10日，12天内，抗暴斗争扩展到14个省26个城市，参加罢课、游行等的学生总数达50万人。

　　1947年5月20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运动”）。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它比抗暴运动“更雄猛地震撼了全中国”。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年10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饥饿、反迫害”了。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5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等多人受伤。

　　1947年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120万工人举行罢工。5、6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南京、上海、北平等40多个城镇。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年1月，民变地区扩展到300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月底、3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20多天中即有3万多人被屠杀。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并于1945年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派出代表团同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举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11项和平条款。但是，它很快就推翻和平条款，加紧镇压新疆人民革命运动。新疆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初，内蒙古东部大部和中部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同年4月，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内蒙古人民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准备建立新中国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届人民的代表共同进行的。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一、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7年秋，国民党民主派酝酿成立联合组织，宋庆龄表示支持。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张澜当选为主席。民盟由6个组织联合组成。它们是：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为便于更多的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在重庆成立。组成人员主要是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黄炎培、胡厥文等当选为常务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会务由马叙伦负责。

　　中国农工民主党（亦称第三党）。1928年，谭平山、章伯钧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并开始发展成员，开展活动。1930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告成立，邓演达当选为总干事（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5年12月，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章伯钧任主席。

　　中国致公党。1925年10月，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致公党总部。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对外未公开），陈其尤为副主席。

　　九三学社。1944年底以来，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举行座谈会（一度称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宣告正式成立。许德珩等当选为理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二二八起义失败后，为团结台湾各界人士坚持斗争，1947年8月，谢雪红等在香港酝酿成立政治组织。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成立。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在抗战胜利以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在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从成立的时候起，大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发展了这种关系。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的。它们为政协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为维护政协协议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尽管参加民盟的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随国民党跑了，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

　　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向各民主党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中共一贯鼓励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同时，又十分注意尊重和维护其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合理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某些不妥当的意见，则善意地提出批评，诚恳地帮助其进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直接对他们进行工作。所有这些，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①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它们自身就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周恩来在当时说过：“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②

　　中间路线的鼓吹者主张：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不准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在经济上，“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但不容官僚买办资本横行。而实行的方法，则是走和平的改良的道路。他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如前所述，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5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新华社在为民盟被解散而发表的评论中说：“民主同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等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意见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第四节 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拥有1.68亿人口，并且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则由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由于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154万余人，加上1948年7月至1949年1月期间在济南战役和其他战役中的损失，国民党军队共丧失兵力23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分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4月1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1 000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二、人民政协与临时宪法——《共同纲领》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说：“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套东西“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据此，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说，“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他把进北平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他指出，我们还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人民政协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

　　新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变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共同纲领》规定，在经济工作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工作胜利完成。

三、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数十百万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多数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取得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武装的农村包围被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 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植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思考题

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为什么会陷于“全民的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2. 如何认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3. 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4.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
5. 《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
6.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年1月19日）
7. 李济深、沈钧儒等：《对时局的意见》（1949年1月22日）
8.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通过）

下编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49— ）

综述 辉煌的历史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开辟新纪元、走上新道路、进行新探索、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首都军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第一，结束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第二，结束了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尽压迫和欺凌的广大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

　　第三，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国家基本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局面趋向稳定，各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时期开始到来了。

　　第四， 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开始树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扬眉吐气，对前途充满信心。

　　第五，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它可以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凝聚和调集全国的力量，以造福于全国各族人民，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这就为巩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就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在它成立的初期，也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难和一些紧迫的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的考验。主要是：

　　第一，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此时，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遗留下的100余万军队还有待肃清；在广大城乡，反动会道门和传统黑恶势力还危害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中国的经济不仅比欧美发达国家落后了两三百年以上，就是与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有人怀疑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说：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经济上打0分。

　　第三，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范围，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愿意看到的。它们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

　　第四，能不能经受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前进中的问题。毛泽东把当时的情况概括为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信：“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这样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为了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着重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在追剿残余敌人、初步完成祖国大陆统一任务的基础上，摧毁旧政权，普遍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初步获得自由平等权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

　　第二，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没收官僚资本，确立起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人民政权不但在政治上强大有力，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开展稳定物价的斗争，到1950年3月，物价即基本稳定，从而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人民过了几十年的物价飞涨的痛苦生活，使国家和国营经济掌握了市场的主导权。还进行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以便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的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

　　第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收回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兵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外国军队被迫撤走；收回了海关的治权，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国门的钥匙。这些都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针对美国等国封锁、遏制新中国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并同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收回旧政权丧失的国家权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苏同盟关系。中国政府还在美国侵略军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朝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经过近三年的艰苦作战和谈判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新情况，党和政府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必须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接管城市的考验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风气和旧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等的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原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动，全国人民振奋，对于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上述工作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广大劳动人民真诚地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一些曾经对新中国、新政权、新道路抱有某种疑惑、观望态度的人也开始相信，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一条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和发展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

　　在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任务之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

　　在制定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必须解决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问题。根据新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从1953年起全面展开，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中国由此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时即已建立，并由1949年全国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予以确认。这就是：国家制度—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本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在中国确立起来了。其中，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方面，通过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民主改革，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和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初步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

　　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标志，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和前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动摇不得。动摇了，就会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就会天下大乱，人民遭殃。同时，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完善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变革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即社会主义改革，才能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二）在曲折中前进的20年

　　从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首先，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它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保证和根本前提。

　　第二，消灭了剥削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优势，为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胜利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证。

　　其次，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当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其基本状况是：

　　第一，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很不平衡。80%的人口在农村，基本上还是从事手工劳动；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

　　第二，社会的文化发展落后，民主和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国民整体素质不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一经建立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但它还处在初创时期，还很不完善，很不巩固，许多具体制度还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从1956年到1976年的20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既有顺利发展的时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总起来说，这2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2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这20年的艰苦奋斗、曲折探索分不开的。

　　这20年的建设和探索，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哪些条件，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在经济建设方面,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上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主要的教训是，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后来偏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

　　第二，在政治建设方面,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类型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经济管理、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的一整套具体制度，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主要的教训是，未能充分做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第三，在文化建设方面,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体系，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国防尖端技术、电子技术等领域，依靠集体攻关，在一些方面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主要的教训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和阻碍，影响了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第四，在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并依据这个学说提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基本适合当时情况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主要的教训是，不适当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逐渐脱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致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在一定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第五，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在全国执政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考验面前，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纠正探索中的严重失误，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终于战胜困难，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主要的教训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一个时期内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后来被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20年间，新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并且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是这个时期历史的主要方面。同时，也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以致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的成就。这些错误和挫折所提供的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认真地总结和汲取。

（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并创造性地概括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伟大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新鲜经验。主要是：

　　1．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3．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5．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6．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7．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8．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9．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10．坚持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上十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六个必须”，即：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任务繁重，难度加大，成效显著。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运用以往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又得到若干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

　　1．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

　　2．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

　　3．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

　　4．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5．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6．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证明了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它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跨越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第一，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依附性很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独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更没有中央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计划指导。因此，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开局阶段，就是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体系开始的。1953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有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到来，在新中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1953年至1980年五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基本上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施下一阶段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后，又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从1980年到2000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胜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其中，1981年到1990年实施的第六个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任务，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又通过1991年至2000年的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1年到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平凡的五年。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5%，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元，均高于“十五”计划提出的12.5万亿元和9 400元的预期目标。财政收入由“九五”末的1.34万亿元增加到3.16万亿元，外汇储备2005年末达8 189亿美元。这些成就使中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第二，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法律上被进一步确定下来。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予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一个时期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民主遭到践踏，法制遭到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着重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献。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此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推进。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等方面，在深化行政管理、司法、干部人事等体制（制度）改革方面，在发展基层民主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并逐步形成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本框架。

　　第三，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并在各根据地得到普遍施行。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逐步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和外国优秀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包括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1965年底发展到12万人；专门研究机构从30个发展到1714个。这种发展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不少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许多优秀作品被扣上“封、资、修”的帽子遭到封杀、摧残。毛泽东在1975年批评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祝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方针。随后，科技、教育、文艺、体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相继启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①

　　第四，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

　　新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起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主要发展同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同时也积极谋求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中国通过香港等渠道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1955年初，还从瑞士订购了5套列车电机设备，开了新中国引进成套设备的先河。然而，这些努力受到美国等国封锁禁运政策的极大限制。1972年2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的上海联合公报，揭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实际上宣告了美国等国长期以来对华封锁政策的结束。这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倡导改革的同时，推动对外开放形成了崭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先后采取创办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两大举措，初步形成了以经济特区带动沿海重点城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1989年政治风波被平息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中国政府一面从容应对这些制裁，一面抓紧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布局。继1988年决定建海南省并在全海南岛范围内创设特区后，1990年决定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区，这对于推动对外开放跃升到一个新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在打破西方国家制裁、战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新阶段。2004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1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利用外国资金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对外开放的受益者不仅仅是中国。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第五，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主权，必须要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从单一军种向现代化合成军种的跨越式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国防现代化，为实现国防实力的跨越式发展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要服从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思想，国防建设指导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中国重新确立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根据这一指导思想，1985年，我国政府作出裁军100万人的决定，以后又多次裁减军队。1993年，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随后提出实现两个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等国防力量，围绕“打得赢”和“不变质”两大课题，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加速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开拓前进。

　　以上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巨大变化。中国已经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的、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这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历史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延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无可比拟的旺盛的生命力。

四、基本历史线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同年12月—1951年10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同年10月—1953年7月，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同年冬—1953年春，新解放区分批进行土地制度改革。

　　1951年底—1952年上半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

　　1953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共中央制定并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6年底，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二）1956—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时期

　　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到1966年5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同年9月15—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同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随后进行反右派斗争。

　　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同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失误。

　　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召开。随后在全党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59—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1961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1965年，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1963—1965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底—1965年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969年4月1—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发动政变未遂，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同年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签署《上海联合公报》。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组成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的国务院，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同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1976年4月5日，“四五”运动发生。

　　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

　　（三）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同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同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同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89年6月9日，在平息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

　　同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国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苏联解体。

　　1992年1—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同年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点主张。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997年6月30日午夜—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

　　同年9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99年12月19日子夜—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系统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同年11月11日，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2002年11月8—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胡锦涛在会上阐述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讲话，阐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

　　同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阐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

　　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 怎样正确认识1956年至1976年的二十年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二十多年的关系？
3. 为什么说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一个历史性跨越？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5.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
6.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8日）
7. 胡锦涛：《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22日）

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等。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各个解放区。在这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中共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过分析。毛泽东指出，把我们社会的经济称作“新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并且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其主要途径。决议指出，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五种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其中的个体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这样，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及与之相适应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集中地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说，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际上是新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这样的认定，实际上就是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出来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精神，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有相应的规定。

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开始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步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以便为开展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年，即1949年至1952年期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展开，并于1952年基本完成。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到1949年，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有色金属和石油的100%，钢产量的90%，电力的67%，水泥的45%，煤炭的33%，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对外贸易等。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共同纲领》规定的一项历史任务。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共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 800余家，金融企业2 400余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具有两重性质：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从反对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意义上看，它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被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完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新中国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对它进行适当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1952年，私营工业产值的56%，已属于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部分。私营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被削弱以至淘汰。私营经济在数量上是明显上升的，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

　　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全国已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少数农户还参加了半社会主义及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渡性，它是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的。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动态观察    正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的性质，因此，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提法提出过批评。他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再次作了深入的论证。他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作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工业化的任务和发展道路

国家工业化任务的提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这样两项根本性的历史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实现。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28年，这两个比重已经分别达到45.2%和39.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落后于印度。如钢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 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发展工业，改变中国作为农业国的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严重任务。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世界历史上看，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欧洲各国、美国和日本走过的，而且走通了；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苏联走过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是欧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苏联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中国究竟应该走哪条道路呢？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来，由于受到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1949年，整个民族工业资本不过只有20.08亿元人民币（1952年币值）。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这样，中国就会成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和单纯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就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想主要靠外国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等来求得发展，特别是要想成为世界强国，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由于经济上依赖外国，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连已经争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丧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济可能会有一时的发展，但终究还是要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已经丧失了。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确立起来的。

　　中国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的。中国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讲过，估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年或20年。当时的设想大致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一举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十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论述过“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

这种认识上的改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1949年至1952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同时，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行将结束、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即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中共中央正是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而改变原先的设想的。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即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集中地体现在公私比例的变化上。以工业为例，1949年到1952年，国营经济从33.9%上升到50%，私营经济从62.7%下降到42%。这种变化，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对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有过一种通俗的解释：“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又要有一双翅膀，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鸟的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能腾飞起来。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清楚不过的：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条件    促使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有哪些？主要是：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发展工业，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

　　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为56%。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先进，不仅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在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国营企业也优于私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

　　建设新的工业，首先和主要的，也是要发展国营工业。因为在中国，私人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业企业的。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来做这件事。中国的经济虽然落后，但它是一个大国，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后，国家掌握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搞建设。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来承担的。这就是说，工业建设的发展，首先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地。而且，它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的基础。这些工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工场手工业。虽然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技术设备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但为数不多。不能设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资本主义自身的独立发展，中国就可能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应当说，原有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也是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不足，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在这些企业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积累资金。而要如此，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私人资本主义在依靠国家和国营经济帮助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生产发展本身的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特别是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更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个体农户耕地很少，一般每人3亩，一户十来亩，经营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仅占有耕畜0.47头，犁0.41部；资金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收获，实行分工制度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有很大的困难。许多农户不仅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更缺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949年至1952年，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但在1953年至1954年，发展速度明显减慢了。如果以1952年的粮食产量为100，则1953年为101.8，1954年为103.64。这说明，个体经济的潜力是很有限的。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广大农民不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在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共中央为什么在当时作出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决策？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全面展开，城市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尽快增产粮食，使国家能掌握足够的供应城市、工矿区的商品粮。同时，还要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原料，以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怎么办？出路何在？对这个问题，陈云在1956年4月作过切实而有力的说明。他说：“在农业增产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起初注意开荒，但可开垦的大片荒地在东北和西北。那里居民稀少，每年只能耕种一次，必须移民和用机器，花钱多。在东北每亩需五十元，西北每亩七八十元，而年产量是一二百斤。假如开荒一亿亩，投入五十亿元，产量以每亩二百斤算，不过二百亿斤，收获不大。所以这不是三五年内实现粮食大增产的好办法。”“至于搞大型水利工程，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因为搞大型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工期很长，所以它也不能成为三五年内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去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这是中国短时期内花钱最少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因为长江以北要增产，要把旱地大量改变成水浇地；长江以南要增产，要增加复种面积。这两者的关键在于搞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① 这就是说，通过实行农业合作化来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之一。

　　总之，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必要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第三节 走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求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

　　在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1953年，新中国即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在1951年就在着手进行。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1953年4月，中央批准下达1953年计划提要。“一五”计划的编制，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确定下来。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计划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余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没有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不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进行这样巨额的投资是不可想象的。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鞍山、包头、武汉三大钢铁基地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1956年，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接连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许多项零的突破。如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从此铁路贯通中国南北。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限额以上的项目，平均每天都有一个开工或竣工。全国城乡呈现出一片建设的繁忙景象。

　　当时建成的这些大中型工业骨干企业，都是国家统一规划、统一投资的国营企业。这些建设成就，极大地加强和壮大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 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有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 2亿吨增至1.950 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3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4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

　　社会主义改造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总是力求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使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到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在1956年底就提前达到了。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历程    土地改革后，一方面农村的生产迅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尤其是贫农、下中农由于缺少农具、耕畜和资金，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仍然比较大，而且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农村中的贫富分化也开始了。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不待农民在土改中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冷却，不待农村发生剧烈的贫富两极分化，就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教育、推动和帮助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样，在土改后，互助组（在生产资料私有、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实行某种变工互助或某些集体劳动的几户农民的互助小组）很快就在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发展起来了。

　　在工业还不能向农村大量提供农用机械的情况下，互助组能不能前进一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不同的认识。据薄一波回忆：1951年，“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①

　　同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中国农民在土改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集中地表现在两种积极性上，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党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统购统销），基本取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自由市场，限制农村的商业投机；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削弱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联系；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缩小农村中高利贷活动的地盘。这样，就限制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减少了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为全面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并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是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创造。

　　农业合作化的前期，发展是健康的。到1954年底，互助组从1951年底的400多万个发展到近1 000万个；初级社从1951年底的300多个增加到1953年的1.4万个，1954年秋为10万个，1954年底猛增到48万个。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从1951年底的2 100万户增加到1954年底的7 000万户，在全国农户总数中的比重从19.2%增加到60.3%。当时80%以上的合作社都做到了增产增收。

　　1955年夏季，由于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看法不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一场争论。同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基本道路、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并对农业合作化同机械化、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是继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之后又一篇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文献。但在报告中，错误地指责由邓子恢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站在群众运动后面指手画脚的“小脚女人”，将正常的党内争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87.8%。

　　尽管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农民安居乐业，生产有所发展，生活有所改善。中国农村在发展稳定的气氛中完成了从几千年的分散个体劳动向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至于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如何采取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则是需要长期探索才能解决的，并且需要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提高。

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由此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其基本原则和方针是：

　　第一，在中国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及时将“组织起来”作为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

　　第二，充分利用和发挥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低到高的互助合作的组织形式，实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逐步过渡的方针。

　　第三，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要坚持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

　　第四，要始终把是否增产作为衡量合作社是否办好的标准。

　　第五，要把社会改造同技术改造相结合。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应努力用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发展农业经济。

手工业合作化的实现    在推进手工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也极大地加快了手工业合作化的步伐。1955年底，党和国家提出要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而采取手工业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手工业的合作化也基本完成了。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赎买政策的实施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力推进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开始积极进行。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敌人，在政治上推翻他们的统治，在经济上没收他们的资本。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地改造他们。

　　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在一定时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如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商品流通、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等），又有利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减少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在中共中央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同年春，李维汉率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调查组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组和改造的经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确定对私营商业也搞国家资本主义，而不采取单纯“排挤”的方针。这样，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全面地确定下来了。同年9月，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区别。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它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通过订立合同等办法，在企业外部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其形式，在工业中有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中有经销、代销、代购代销、公私联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公私合营。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已经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而是深入到了企业内部，深入到了生产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在企业中已经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着重发展的是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起来。开始时，主要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这种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股金红利四个部分。企业收益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资本家所得不足1/4。这种企业已经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955年，合营工业的产值占到全部私营工业产值（包括已合营的在内）的49.6%。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行业先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时，国家对资本家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在合营期间，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这就叫定股定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除资本家领取定息外，同国营企业已经没有原则的区别。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在全市范围内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到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99%、私营商业户的82.2%，都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

和平赎买政策的实现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意味着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①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设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打算在俄国对“文明的资本家”采取这种做法，但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设想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按照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核定的资本家所有的资产，总数为24.2亿元人民币。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资本家先后共获得人民币32.5亿元，超过了其原来所有的资产总额。资本家的所得包括：1949年至1955年间的利润13亿元，1955年至1968年的定息11亿元，高薪8.5亿元。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既有利于发挥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特长，又可以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国家还安排他们进行学习和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帮助他们了解国内外形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许多原工商业者提高了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①

四、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确立了主体地位。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标志。1952年，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1%，合作社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71.8%，资本主义经济6.9%。就是说，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合计为78.7%，占到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到1956年，各种经济成分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32.2%，合作社经济53.4%，公私合营经济7.3%，个体经济7.1%，资本主义经济接近于零。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合计为92.9%，占到了国民收入的绝大多数。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这表明，中国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共中央原计划用18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只用了7年，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由于进展急促，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如前所述，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里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有急于求成的缺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本来应当引导他们搞合作化的，却把他们与资本家一起带进了合营企业；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不过，这些问题是属于实际工作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于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即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比私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农业生产在这期间基本上也是逐年上升的。1956年，农业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还是增长了4.9%。值得提出的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大大地发展了。仅1956年一年所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即达1.5亿亩，当年受益的达1亿亩。这等于解放前全国所有水利设施的灌溉面积的一半，等于新中国成立后六年中发展的灌溉面积的两倍。当年受灾农田面积达两亿数千万亩，除8 000万亩因毁灭性的灾害失收外，其余都依靠集体的力量大大减轻了灾害。这就是1956年为什么在灾害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农业显著增产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某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再次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现代化    中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一方面，“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越过这个阶段的。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而奋斗。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正是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为中国以后一切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 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3.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12月）
6.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节选）（1956年9月15日）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提出实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中国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必须在实践中进行艰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①经过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必须引以为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苏联建设的道路和经验的问题。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

　　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现在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指出，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但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则必须坚持。对这方面的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概括为五条：（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出，我们必须“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进一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中共中央将拟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并向全国人民公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会后，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集中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反复研究，在同年10月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的实施，填补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诸多空白，奠定了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要基础。许多尖端科技项目的集体攻关从这时起步，并开始了向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进军。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从1956年初开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56年2月到4月，他们先后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计划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展的一次广泛而深入的对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毛泽东逐渐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并先后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提出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成为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毛泽东强调，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还应当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并且提出要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毛泽东提出，在把重工业作为国内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他还开始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应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搬。

　　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后作总结讲话，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后来，毛泽东回顾说：“前八年照搬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共八大基本文件的起草，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集体进行的。作为八大纲领性文献的政治报告稿，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经济建设上，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政治建设上，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在执政党建设上，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发展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

　　在大会发言中，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思想为大会所采纳，写入决议，成为突破传统观念、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比如，同年12月，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把这称作“新经济政策”。这个意见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赞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门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1956年下半年，一些地区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等情况。与此同时，国际上出现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习惯于把一些闹事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必须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等，系统地阐明了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在实际上为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 ：由于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这场运动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鸣放”的高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批评、监督，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通称“六又”政治局面）。进行整风和提出建设“六又”政治局面的思想，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成果。

　　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提出了各种意见，其中绝大多数是诚恳的、有益的。但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他们竭力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还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有的人甚至散布煽动性言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上街闹事。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同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约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个判断。这一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造成了长时期的严重后果。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由此产生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等问题。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同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成为“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打开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严厉批判反冒进。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国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2/3是在这个时期动工的，后来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这个时期，原子能利用等一些尖端技术开始被突破，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显著发展。但是，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很快便严重地泛滥开来。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紧急刹车的作用。从这时起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初步纠“左”的努力。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作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形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均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方因饥荒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加上出生率大幅度降低，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 000万人。①

全面进行政策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到农村基层做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7 000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这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节衣缩食，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施加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中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1963年至1965年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想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找到一条途径。早在1945年，他就提出通过发扬人民民主来跳出历代统治阶级兴亡的周期律。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此做过多次尝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错误的估计，认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

　　1964年到1965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所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分裂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这次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然而，同年6月到8月，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少奇）火线”，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等。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写入总纲，还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相当一批是林彪、江青集团帮派势力。

粉碎林彪集团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挫败江青集团“组阁”图谋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集团在1974年初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随后，他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进而挫败了江青集团的“组阁”图谋。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1975年整顿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积重难返。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次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随着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集团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始终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江青集团。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第一，国民经济在动乱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第二，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第三，科学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第四，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毛泽东所犯的两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损失，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善于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艰难的探索，深刻的教训

探索中的失误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过程，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探索的过程。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偏差，属于探索中的错误，它们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

　　发动“大跃进”，本意是想更快地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找到一条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以致造成严重的损失。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是他同林彪、江青等人的根本区别所在。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犯错误的原因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违背经济建设规律，发动“大跃进”，并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所谓“一大二公三纯”；二是将阶级矛盾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刚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二，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作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第三，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是毛泽东亲手培育起来的优良传统。然而，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步形成的，中共中央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用全面的观点对错误作具体分析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必须牢牢记取。同时，对这一时期的失误又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第一，尽管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发现错误、正视并勇于改正错误。即使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依然具有团结人民共渡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具有认真总结教训、妥善解决问题、把事业推向前进的能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率先发现和努力解决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政策。“文化大革命”中，他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新局面。

　　第三，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国家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损失，但是国民经济和科技工作等还在艰难中继续发展。当然，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探索的成果

　　中国从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是整个来说，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显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本建立

较快的发展速度    从“一五”时期（即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开始到1976年的20多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打基础的重要发展时期。尽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全局性失误，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1952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农业年均增长3.4%。

　　在这期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 1978年增加到2 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达到779。

　　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进出口总额，从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68.6亿美元。其中，农副产品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57.5%下降到1976年的28.4%，五金矿产品和工业制品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9.3%上升为1976年的38.9%。

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初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产品全部依赖进口。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讯、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时期，累计达4 956.43亿元。

　　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 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 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 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 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13.52万辆。

　　在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个时期的发展同样很快。旧中国在73年间仅修筑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到1976年，中国的铁路达到4.63万公里，公路达到82.34万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全国货运总量从1949年的1.6亿吨增加到1976年的20.17亿吨。

　　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发，这一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1953年“一五”时期开始到1975年“四五”时期结束，共投资1 946.8亿元。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对改善工业布局和城市布局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2 263.6亿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 726.1亿市斤，亩产量从1949年的137市斤提高到1976年的316市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1976年的4 110.9万担，亩产量从1949年的22市斤增加到1976年的56市斤。

　　全国人口总数从1949年的5.4亿增长到1976年的9.3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国人民缩衣节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为是一个奇迹。

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就是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资。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校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 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校从4 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 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67.4万人。

　　文学艺术工作尽管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小说、散文和诗歌等都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1964年成功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对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一次检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

　　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 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6.3万家，其中县以上医院7 952家。医院床位，从1949年的8万张发展到1976年的168.7万张。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

　　新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方针。从1956年到1976年，中国运动员先后有123人次打破世界纪录。

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    新中国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1月，第一枚中远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可回收人造卫星试验成功。这些成就表明，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其中，1956年制定的第一个“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前实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新中国还专门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一些重要的现代科学分支和新兴应用技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以及核技术、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也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起来。

　　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举国上下艰苦奋斗和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像大庆和大寨那样艰苦创业的英雄集体，涌现出的大量英雄模范人物，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和精神风貌。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美国等国不但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且实行封锁、遏制政策，阻挠中国统一，并让台湾当局长期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一面奉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一边倒”政策，积极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国内建设与外交工作的支持、援助；一面不失时机地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民间外交，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以民（间）促官（方），以经（济）促政（治），并在1964年实现了中法建交。

　　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初步树立起它作为负责任的东方大国的形象。随后，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公认的国际准则。

　　同中国接壤或临近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1960年1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妥善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长期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先是支持越南人民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胜利，随后又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

　　20世纪50年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积极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1971年10月获得成功。从此，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开始检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美方的变化，抓住时机向美国发起了“乒乓外交”，被国际舆论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使1972年出现了对华建交热潮，推动了中国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这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仅1970年以后的新建交国就有62个。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四、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新中国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形成或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造。

　　在探索刚刚起步时，毛泽东就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总结经验，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步骤，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

　　关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仍然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六又”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以浓重的笔墨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

思考题

1. 中国共产党人在1956年至1957年的早期探索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哪些理论建树？
2. 为什么说1956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3. 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4.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5.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
6.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7. 邓小平：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
8.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节选）（1993年12月26日）
9. 胡锦涛：《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节选）（2003年12月26日）

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转折

一、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极其严重，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批准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支持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率先提出，需要中央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随后，会议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失误。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这篇讲话强调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的拨乱反正，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二、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然而，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以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对“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是旗帜鲜明、始终如一的。

第二个历史决议及其意义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

　　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错误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这些观点，成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党的领袖人物。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作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表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三、为全面打开新局面创造条件

平反冤、假、错案    在进行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认真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是拨乱反正期间社会最关注、情况最复杂、成绩最显著的工作之一。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作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从而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桩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贺龙、乌兰夫、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还为以往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29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和纠正。① 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许多人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既有利于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调整国民经济    针对1977年至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这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经过两年的努力，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80年减少21%，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平衡。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500元，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发展和平外交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夕，经过3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顺利地实现了。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起步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起步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    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反映农民的意愿，决定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

　　尽管如此，农村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论。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这次谈话，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有步骤地深入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方式。它没有否定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土地集体化的积极成果，而是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在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他反复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目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还要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在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就要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制经济。这种集体制经济同样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巩固，逐步发展成为扎根农村、造福于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农工商联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这些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初步具备了邓小平所说“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这次大会还确定了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发展目标。胡耀邦在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即由1980年的7 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奋斗目标。

二、改革开放的初步展开

开设经济特区    以中共十二大为标志，中国走上了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新道路，改革开放在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初步形成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

　　开设经济特区，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创造。这一尝试，首先从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开始。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提出，在广东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第二书记杨尚昆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得知后表示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的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深圳特区的发展尤为显著。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回到北京后，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省，并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这样，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逐步形成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为龙头，以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为纽带，带动并辐射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

　　实践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可以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从1985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的产值比重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成分从零起步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

　　第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使政府和企业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有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了各种税费后的实际留利仍为20%。到1987年，全国有8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第三，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87年同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划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国家统一调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通过财政筹集的由76.6%下降到31.2%，通过银行筹集的由23.4%上升到68.8%。

　　通过上述初步的改革，国民经济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在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农村经济再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乡镇企业是从原先人民公社中的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大多从事农产品的初加工和农机维修等，从业人员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农村改革的迅速发展，乡镇农副产品市场的空前活跃，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然而，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初，招来不少非议。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供销员的某些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针对歧视以至人为解散乡镇企业等情况指出：“现有的社队企业，不但是支持农业生产的经济力量，而且可以为农民的多种经营提供服务，应在体制改革中认真保护”。到这年底，全国社、队两级企业已有134万个，从业人员3 134万人，创造产值1 222亿元，占农村总产值的1/3，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的提议，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这个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

　　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 750多万个，从业人员8 805万人，产值达到4 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破天荒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还带动起一大批小城镇。从1983年到1986年，全国建制的镇增加了7 750个，平均每年增加1 608个，开始改变全国城乡分布的格局。

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在多次讲话中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政治体制改革要认真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认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遵循统一领导、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显得越发重要。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制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共十三大前后，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整个国民经济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984年到1988年这5年间，国民经济进入加速度发展的飞跃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7 171亿元增加到14 928.7亿元，财政收入从1 642.86亿元增加到2 357.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7 44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全国出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与平息    在经济加速度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一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1988年夏季，国家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结果诱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二是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上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接任。

　　1989年春夏发生的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严重曲折。极少数敌对势力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从5月13日起，北京的非法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绝食。随即，许多大中城市出现大规模游行活动，党政首脑机关受到冲击。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利用政府的克制态度，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煽动拦截参加戒严的军车，最终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继发生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证明了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论断：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长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    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后，国内外许多人士纷纷猜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就要中断了。同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决定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平稳实现了新老交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改革开放的艰难时刻。当时面临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实现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治理整顿；其次是应对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在20世纪90年代初接连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下去，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下去，国际国内都在拭目以待。

　　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90年4月，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启动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战略举措。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上海，再一次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其国内生产总值在5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

　　治理整顿工作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1990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宣布，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实现。

　　中国最终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制裁”。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面对“制裁”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到1992年，中国已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这篇谈话，在经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谈话中集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何处去。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谈话的结尾，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作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定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为贯彻十四大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召开7次全体会议，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的目标，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到1995年，中国提前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提出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在新时期，邓小平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逝世后，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即中国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举世关注。同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并明确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五大完成了三大使命：一是确立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三是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共十五大闭幕不久，1998年中国遇到了两大考验和挑战。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0.4%。其次是长江、松花江、嫩江等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 000多亿元。人民解放军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应对这两大考验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得到发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8%，积极的财政政策初见成效。

　　就业和再就业，是一大社会系统工程。从1990年到2001年，全国从业人员由6.5亿发展到7.3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1998年到2002年6月，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 600多万人，其中有1 700万人实现再就业。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又一大社会系统工程。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实行“两个确保”、“三条社会保障线”。“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休、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1998年到2002年底，全国90%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能按时领取生活费；3 000万左右的离休、退休人员补领和及时领取了养老金8 296亿元；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1.04亿，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额270亿元。

　　中国政府从1986年7月10日提交要求恢复世界关税贸易总协议缔约国地位的申请，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权利与义务共担，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共中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趋利避害，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 51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3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

　　千禧之年，世纪之交，举国欢庆。只用了半个世纪，中国就从“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两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下，一些原先发展看好的国家纷纷陷入经济、政治危机，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抵御风险、驾驭全局、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增强。

五、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与实施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六大完成了四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第一，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第二，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战略部署；第三，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第四，选举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共十六大报告阐明了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在21世纪头20年的行动纲领。按照邓小平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规划，21世纪的前50年，将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50年中，前20年是关键。中共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新世纪、新阶段、新举措    中共十六大以后，在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货币信贷投放过快，煤电油运紧张。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着力解决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突出问题。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避免了经济大的起落。中国还战胜了2003年“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从容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变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十五”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目标提前实现。

　　为了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2003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阐述了科学发展观；随后，又相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创建创新型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战略思想。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提出新世纪第二个五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指导方针和重大部署，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味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些论述丰富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它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又通过这一带有革命性的社会实践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证明了一个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而要发展，就要把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经济实力快速提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的经济建设连续超额完成了五个五年计划。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7.9%、10.7%、12%、8.3%、9.5%。

　　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 473亿美元增加到1.65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 2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在此基础上，2005年又取得新进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位继续前移。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顺利实施

　　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4年底，陆续开工60多个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8 500多亿元，涉及交通、能源、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步伐加快，东、中部地区在宏观调控中继续推进特色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基础设施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得到加强。2005年，相继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同年11月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同年2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这标志着科技创新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下决心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力度。200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2 367亿元，比上年增长20.4%，占国内生产总值1.3%，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35亿元。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全国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超过95%。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国家决定从2006年起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农村普通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高科技和国防科技以载人宇航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9年11月20日，“神舟”1号飞船发射成功，揭开了向载人宇宙航行新高峰冲击的序幕。2003年10月15日，“神舟”5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中国成为继俄美之后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航天大国。2005年10月12日，又成功发射了“神舟”6号载人飞船。

　　（三）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1979年到2004年，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较快。城镇实际增长4.5倍，农村实际增长4.9倍。2005年，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 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 255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9.6%和6.2%。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 365万人。

　　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64亿人、1.06亿人、1.24亿人和6 845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 378万人；全国共有2 20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人民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近72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得到加强。200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87‰以内。

　　继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元之后，2004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比2003年增长了13.3%。2005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2.0%。

　　（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稳步推进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迅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宪法，以后又通过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 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截至2004年底，有19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领导职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

　　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开始形成。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64.4万个，全国城市建立符合新型小区建设要求的居民委员会71 375个。

　　公务员制度初具规模。从1993年10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起，一大批素质好、年纪轻、学历高的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200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并从2006年1月起实施。

　　（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呈现出繁荣景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推进和发展红色旅游，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迅速推进，质量稳步提高。通过各类政府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的设立，在文化思想领域体现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导向要求，涌现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

　　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根据这一要求，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注意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在健康成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新气象。

　　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大。1993年至2002年，全社会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8.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的时期。到2004年底，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3%，基本建成了多种媒体分工协作的现代化传播体系和覆盖城乡的文化网络。

　　文化在促进对外开放、推动对外交往方面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2004年中国文化节在法国成功举办后，2005年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再度高潮迭起。

　　（六）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上下，大大高于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左右的比例。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这一做法始终得到坚持。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迅速发展。1994年到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2003年，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 871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75.5%；新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 7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06.6%。

　　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已有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的国家标准，文字软件已实现Windows系统上的运行和激光照排。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1 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约2.39万座，教职人员约2.7万人。

　　（七）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

　　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点建议。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台独”势力成为全中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受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同年3月4日，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第二，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第三，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第四，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同年4月至5月，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使两岸关系在长期缺乏有效的政党高层互动之后出现新的转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进一步稳固。

　　（八）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

　　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两次大规模裁军，共裁减军队员额150万。2003年9月，中国政府决定，2005年前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将保持230万人。在裁军的同时，注重改善官兵编配比例，优化军、兵种结构，致力于全面推进以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主战武器系统建设为主体、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和保障的军队信息化建设。发展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的思想，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实施人才战略工程。2003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力争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使人民军队拥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

　　依法从严治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先后颁布和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条令》以及新一代作战条令等一大批军事法规，基本上形成了以条令、条例为主体的军事法规体系。

　　政治工作制度化。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2003年12月重新修订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坚持把政治工作作为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强调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

　　（九）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一直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引擎。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7月1日，首部《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2002年到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从6 208亿美元猛增到11 548亿美元，外贸进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达31.5%。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万亿美元，增长23.2%。200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由2004年末的6 099亿美元增加到8 189亿美元。

　　出口商品结构继续改善。纺织品、轻工产品出口稳定增长，继续成为外贸保持顺差的主要因素。机电产品连续8年稳居出口的“半壁江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迅速。2002年至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为679亿美元、1 103亿美元、1 655亿美元，增长幅度分别为46.1%、62.6%、50.2%。

　　2006年初，中国平均每天进出口总额达到30多亿美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总和。一周的外贸总量就相当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全年的总量。

　　中国外贸发展已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2003年中国外贸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34.3%。2000年至2003年，中国进口增长占世界进口总增长的26.4%。

　　200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增长13.3%。2005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数量明显增加。

　　（十）积极推进国际和平发展合作事业

　　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努力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

　　进入21世纪，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出一系列新的思路和主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主要包括：积极倡导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观；认真实践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推动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主张形成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

　　在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印度签署了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亚洲振兴的重要动力。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成为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自1996年以来，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2004年，中国同亚洲的贸易额达6 650.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7.6%。

　　中国努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向亚洲、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优惠关税待遇，并减免了38个亚非发展中国家137.78亿人民币的债务；积极推动建立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论坛，加强新形势下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对话与合作。

　　中国同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充实。中国在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新的外交成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在前进中解决的，也只有在前进中才能解决。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需要探索新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这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辩证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形势，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继续前进

　　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这些重大举措，是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和执政党建设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享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跨越发展、重点支撑、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领导力量。为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以便在新世纪、新阶段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有力而生气勃勃的核心力量。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2. 为什么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为什么会取得这些成就？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
5.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6.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7.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节选）（1997年9月12日）
8.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22日）

简短的结语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富裕的任务，进行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和英勇顽强的奋斗。20世纪以来，中国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完成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并赋予中华民族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和团结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胜利，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正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郑重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因为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